被问是否愿捐2/3股权、凌晨两点反复失眠！Anthropic早期员工揭秘内部往事，曾入职不到八个月就离职

编译 | 苏宓

出品 | CSDN（ID：CSDNnews）

Anthropic 一直以 AI 安全作为自己的核心标签。这家由 OpenAI 前员工创立的 AI 公司，从成立之初就强调要负责任地开发先进 AI，在追求模型能力的同时，研究如何让 AI 更安全、更可控。

但在这套宏大理念之下，早期 Anthropic 的内部究竟是什么样子？

近日，一名前 Anthropic 员工 Ivan Vendrov 在个人 Substack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Some Memories of Early Anthropic》（一些关于 Anthropic 早期的回忆）的长文，讲述了自己 2022 年末至 2023 年中在 Anthropic 工作期间的经历。

从入职前与联合创始人的一次谈话、被问及是否愿意捐出三分之二股权，到办公室里的寿司大餐、再到凌晨两点反复失眠、逐渐对公司发展方向产生怀疑，Vendrov 记录了自己在这家 AI 实验室最初几十人时期的所见所感。

最终，他在入职不到八个月后选择离开。

耐人寻味的是，Vendrov 并没有将 Anthropic 描绘成一家糟糕的公司。

相反，他在离职信中称赞这是一家「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组织」，认为管理层坦诚、决策灵活，同事之间也充满善意。

但与此同时，他也记录了另一面：当一家公司的员工越来越相信自己肩负着避免人类灾难的使命时，个人的疑虑、疲惫，甚至对公司发展方向的不认同，似乎都变得不那么容易表达。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回忆发布于 2026 年 10 月 26 日。就在 Anthropic 准备进入资本市场之际，这份来自早期员工的个人记录，也让外界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家 AI 巨头的成长过程。

手握 OpenAI、Anthropic 两家 offer：一次谈话，让他决定加入后者

在文章开头，Vendrov 特意强调，这并不是对 Anthropic 整体工作环境的评价，而是自己作为一名初级员工，在一段有限时间内的个人经历。

他坦言，如今的 Anthropic 已经发展成一家规模庞大的组织，内部存在许多相互隔离的团队，也有大量不对外公开的信息。对于公司整体上正在发生或曾经发生的事情，自己其实知之甚少。

但考虑到 AI 实验室掌握着巨大的力量，而公众对这些机构内部的实际运作方式又知之甚少，他觉得有必要分享自己经历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也希望借此鼓励前同事以及其他 AI 实验室的从业者，进一步补充这幅图景中缺失的部分。

回看过往，Vendrov 于 2022 年 10 月正式加入 Anthropic。

当时，他除了 Anthropic 之外，也拿到了另一家 AI 实验室 OpenAI 的工作机会。

彼时，他刚结束一段长期恋爱关系，也因为此前的创业经历而有些疲惫，正在两份工作机会之间犹豫。

相比直接加入 Anthropic，他原本更倾向于接受 OpenAI 治理团队一份为期两个月的合同，与朋友一起做一些有趣的概念性研究。

真正改变他想法的，是一次与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的谈话。

那是一次午餐结束后，Anthropic 的一位联合创始人邀请他到办公室聊天，两人谈起了如何让 AI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Vendrov 当时提出，“政府可能要等到 AI 风险已经非常严重时才会采取行动，因此，行业应该更多依靠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力量。”

但联合创始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对方告诉他：「你在这方面想错了。华盛顿有一些人，你知道的，那些真正认真对待这件事的人，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一切。我经常和他们交流。他们信任我。」

回过头看，Vendrov 认为，正是这番话让自己最终决定加入 Anthropic。

不过，入职之前还有一个颇为特别的环节。

招聘人员问他，是否愿意承诺捐赠自己三分之二的股权，并表示所有联合创始人都已经作出了类似承诺。

「不知为什么，我隐约觉得，这份工作邀请是否成立，似乎取决于我会不会答应这件事。」

Vendrov 最终回答：愿意。

40 人挤在两层办公楼，寿司大餐却被联合创始人嫌弃

Vendrov 入职时，Anthropic 还远没有今天的规模。

按照 Anthropic 2022 年 4 月发布的融资公告，当时公司团队约有 40 人，办公地点位于旧金山市中心。

Vendrov 对办公室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大约 40 名员工挤在一栋不算好看的办公楼里，占据上下两层空间。

办公环境虽然谈不上豪华，但日常福利倒也不错。

他特别提到，办公室厨房会定期采购旧金山知名面包店 Arsicault 的羊角面包，新鲜出炉的可颂每周会送来几次。

后来，办公室还出现了按摩师，每周甚至增加到两次。只不过预约名额实在太抢手，Vendrov 始终没能排上。

但比起这些日常福利，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办公室寿司晚餐。

某天晚上，公司请来一位寿司厨师，在办公室为员工提供不限量寿司。

按照一般硅谷公司的标准，这算得上是相当不错的员工福利。

没想到，第二天一位联合创始人就在 Slack 上发帖，表示自己对这次经历感到不太舒服。对方认为，这样的安排会传递错误的信号：「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发财、吃鱼子酱的。说实话，如果办公室只是供应米饭和豆子，我反而会更喜欢。」

想做 AI 安全，却被安排去做客服自动化？

如果说上述经历只是让人看到 Anthropic 早期独特的企业文化，那么真正让 Vendrov 感到不适的，是公司的实际发展方向。

入职仅一个月，他就开始意识到，自己似乎没有太大的工作动力。

因为入职时，别人告诉他，可以参与制定有益于 AI 部署的策略，但实际上，相关决策似乎早已基本完成。

当时 Anthropic 正在关注一些相对普通的商业应用，例如自动化客户服务。

按照 Vendrov 的理解，这背后的商业逻辑是：通过自动化客服等应用创造收入，再利用收入吸引更多融资，获得资金后训练更大的模型，最终推动进一步的研究。

这条商业化路径并不难理解，但他对这样的工作安排并不满意。

他认为，Anthropic 当时提出的高层次 AI 对齐研究，并没有真正说服自己。公司正在打造 Helpful、Honest、Harmless（有帮助、诚实、无害）的语言模型助手，但他并不清楚，这套方法究竟如何随着模型规模扩大而继续发挥作用。

有意思的是，Vendrov 并没有简单地把这些问题归咎于管理层。

他承认，同事们都非常聪明，管理层也愿意回应批评，公司整体采取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研究方法。

他甚至反思，自己过去做研究时往往过于相信宏大的理论，也许应该对实际工作保持更多开放态度。

于是，他选择暂时压下自己的疑虑。

但这种自我说服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了 12 月，他已经明显感到自己并不快乐。一次与朋友聊天时，对方直接指出，他在 Anthropic 工作得并不开心。Vendrov 也承认，自己内心始终觉得公司没有在做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但那些论证又极具说服力，我根本无法在任何一场争论中说服对方。我必须更加努力工作，构建更好的论据，找到更有力的证据。」

圣诞假期期间，他甚至病倒了。

焦虑到凌晨两点睡不着

后来，Vendrov 决定找自己的经理聊聊，反映自己一直没有机会参与真正感兴趣的项目。

经理给出的建议是：增加工作时间。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同时完成组织当前需要的工作，以及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额外项目。

Vendrov 在日记中写道：「我想，这就是所谓的高绩效环境吧。」

与此同时，他对 AI 发展方向的担忧也越来越强烈。

有一天凌晨两点，他再次迟迟无法入睡，脑海里不断回想着 Twitter 上一位 LLM 领域博主在社交平台上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 Anthropic 和 OpenAI 最终都为自己的语言模型助手塑造出了同一种人格——一个「受过心理创伤的官僚」？

人类文学中明明存在那么多不同的人格形象，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一种？

Vendrov 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共鸣。在他看来，身处 AI 实验室内部，答案似乎并不难理解：因为这是最符合掌权者利益的人格。

一个饱受创伤、规避风险、勤奋工作的官僚，正是企业客户想要的，也是政府想要的，甚至似乎是资本主义本身想要的。

「十亿个饱受创伤的官僚。这就是我们正在制造的东西。」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颇为尖锐的判断：「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件坏事，但它确实不对劲。我无法相信，一个由这样的人格所构成的世界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我不知道该如何阻止这一切，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这些念头让他再次陷入失眠。

对公司方向越来越失望，连自己的想法也不敢说出来

随着 Anthropic 的规模逐渐扩大，Vendrov 与公司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

他原本希望参与一些自己认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 AI 项目，例如集体智能，以及利用语言模型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彼此。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他似乎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开始尝试说服管理层支持这些方向。

但这种希望并没有持续太久。

后来，一位资深同事曾邀请他加入一支新团队，计划训练具备生物、网络和核领域危险能力的模型，再通过向各国政府展示相关风险，推动政府重视 AI 安全问题。Vendrov 最终婉拒了邀请。

再然后，Vendrov 被调到了一个新团队。新经理希望他参与核心 API 的开发，他却再次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自己对开发通用 AI 能力并不感兴趣，OpenAI 已经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而他真正想做的，是最初加入 Anthropic 时期待参与的、有益于社会的 AI 部署工作。

经理给出的回答却非常直接：「不，我觉得你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就是要打造 AGI，而且我们要安全地实现它。」

这句话让 Vendrov 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公司的目标存在怎样的差异。

他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 AI 如何真正服务社会上，而 Anthropic 管理层则将打造 AGI、并确保其安全实现视为公司的核心任务。

两者并非完全矛盾，但优先级显然不同。

「我在 Anthropic 感到不安全」，他决定辞职

这种持续的心理拉扯，最终演变成了严重的焦虑。

Vendrov 在日记中记录，2023 年 4 月 26 日凌晨两点，他再次失眠，并反复写下同一句话：「我在 Anthropic 感到不安全。」

他开始认真考虑辞职。

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公司。

在他看来，身边的同事比自己聪明、更有能力，也更加坚定地怀有善意。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可能是人类与灾难之间最后一道屏障。

与此同时，这些人本身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Vendrov 担心，如果自己在离职信中写下那些尖锐的质疑，动摇了同事们的信念，最后却发现自己的判断不过是心理投射或创伤反应，那又该怎么办？

因此，他最终没有在辞职信中表达这些疑虑，反而选择肯定公司。

他称赞 Anthropic 是一个「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组织」，并列举了自己认可的地方：管理层愿意坦诚沟通、认真思考自身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公司决策迅速，调整灵活；同事之间乐于互相帮助；内部几乎没有办公室政治和晋升竞争，午餐时和 Slack 上也经常有能够拓展思维的讨论。

2023 年 5 月，Vendrov 正式离开 Anthropic。

离职当天，公司刚聘请了一位新的首席安全官，并安排了一场演讲。Vendrov 对演讲内容已经记忆模糊，只记得当时公司似乎认为安全形势已经相当严峻，而且还在不断恶化，甚至可能很快就不再允许访客进入办公室。

后来，一位朋友告诉他，他的辞职信得到了很高评价，有人甚至称这是自己读过的最好的辞职信。

Vendrov 对此感到有些羞愧，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他在回忆中写道：「我终于离开了。我终于安全了。」

一切不到八个月

Vendrov 离开 Anthropic 时，入职还不到八个月，甚至没有等到股权归属的第一个时间节点。

一位朋友得知后，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认为他放弃得太早了。

但 Vendrov 坦言，当时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考虑过股权的事情。

另一位朋友则开玩笑地问他，有没有记住 Anthropic 语言模型的核心训练代码。毕竟，那些代码可能价值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

Vendrov 解释说，自己甚至从未试图查看过语言模型的核心代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是一件聪明的事情，但当时的他根本不想与这些东西产生任何牵连。

回顾这段经历，他形容自己大部分时候只感到一片麻木。

从最初带着理想主义加入，到后来对公司方向产生怀疑，再到不敢表达真实想法、反复失眠，最终选择离开，Vendrov 在 Anthropic 工作的八个月，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他认可这里的人，也认可公司对 AI 安全的重视，却越来越无法认同自己每天实际参与的工作。

而在他看来，最难受的或许不是与公司发生了什么正面冲突，而是明明有很多话想说，最终却选择了沉默。

对于外界而言，这样一份来自早期员工的记录，仍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

来源：https://nothinghuman.substack.com/p/some-memories-of-early-anthr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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